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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带山西坏女人回来，那年我十二岁。
父亲是一匹健壮的烈马，却疲惫不堪。多年以后，我在内蒙古一家报社做记者，有一次在科尔沁大草原上，骑着一匹从牧民家里借来的老马去另一处采访，一路上，那瘦弱的老马总是跑不了十几里路便折回去，任由我抽打。就在那时，我突然读懂了父亲的一生：无论走了多远，走了多久，却始终无法挣脱故乡的纠葛。
父亲那次回来，似乎想改变什么。一顿鸡飞狗跳之后，他还是黯然地走了，带着那个山西坏女人。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，父亲对于我们来说，依然是一年两次的汇款单，冷冰冰地从遥远的陌生的山西地质勘探队寄来，似乎他从未回来过。
多年以后，他还是回来了，六十岁不到，却苍老得不成人样，走路虾着个腰，没走几步，便喘得不行，脸色蜡黄，汗如雨下。对于他的回来，我们兄妹三人没有任何欣喜，反而难堪。如果不是看在他老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份上，我真想喂他一顿拳脚。唉，作为儿女，我们早就没有了父亲，只有刻骨的恨。
村里人对此津津乐道，很快就演绎成了教育年轻人的活教材：你看看人家，在外捞世界，浪荡了一辈子，不也照样乖乖地回来了吗？还是老话说得好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趁早收心吧！母亲听了，摇摇头，苦涩地说，换个鬼，活不过几天了。说完，继续煎药熬汤，端茶送水，到处寻医问诊，把不少医生请到家里来。就像收留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，母亲悉心照顾着苟延残喘的父亲。一切的一切让我觉得，似乎父亲从未离开过这个家半步。
也许是长年野外作业的缘故，或者用母亲的话来说，是身子骨早被那山西坏女人吸光了，父亲在家里耗了半年，便死了。父亲的死，让我们村庄乃至方圆十里八里的乡民为之沸腾，他们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因为，大家都看到了戏剧性一幕，那个山西女人拉扯着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回来奔丧。无疑，那两个孩子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和妹。我们原本以为父亲是被那女人抛弃了，走投无路才回到我们身边，不承想他却在那边组建了家庭。这个消息确实来得太突然了，让母亲愣怔好一阵子。待她缓过神来后，立马命令娘家的几个兄弟先在村口截住那山西女人，说先谈判，谈好了再进村。
谈判，是在村口的老樟树下，除了两个女人相对而坐，中间还有族长，类似弈棋的场景。山西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本本，对族长说，这是我和老陈（指我父亲）的结婚证。族长接过来看了看，为难地递给母亲。母亲摆了摆手，说，不用看，我们这里不认这个，我们只相信眼睛，瞎子都知道，我是他老婆。母亲又说，我老公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六十岁不到就死了，有你这样伺候男人的吗？山西女人红着眼圈说，老陈是累死的，他一直在为两个家劳碌，除了地质队的正式工作外，他还经常去小煤窑打零工。他常说，不多做点儿事，老家那头吃啥呢？母亲听了，没有说话，目光停在远处，许久，鼻翼翕动，带着哭腔恶狠狠地骂道：自作自受，活该！
最终，母亲提出了两个条件，一是可以参加葬礼，但不准进祠堂不准上族谱;二是可以披麻戴孝，当亲戚一样，但名字不准上墓碑。山西女人为难地说，我们是有单位的人，进不进祠堂上不上族谱，不在乎，但终归我跟了老陈这么多年，还有俩孩子，墓碑还是要刻名字的。
母亲冷笑道，怎么刻？我是大老婆，你是二老婆？我们这代人可以不要脸，儿孙呢？山西女人不吱声了。母亲又说，人，让给了你，但名分不能让，这个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们乡下，就指望这个活着。山西女人默默地看着母亲，看了一会儿，点点头。
忙完父亲的丧事，母亲大病了一场。
一个月以后，看到母亲身体略有好转，我便把她接到东莞来调养。也许是离开了老家那个舆论中心，母亲很快就痊愈了。闲暇时，她喜欢在花园里走走，有时晚上还去广场上和一帮老年人跳舞，日子过得挺惬意的。时间久了，对周边熟悉了，她还喜欢去对门串门，跟人家学十字绣，聊天儿。我所住的楼房是一梯两户，对门是一个漂亮的四川女人，三十出头，整天一个人猫在家里。四川女人也有老公，也有小孩儿，只不过老公有些老，很少回家，而小孩儿吃住在贵族学校。母亲毕竟是乡下来的，不明就里，天天往对门跑，还时不时地送点儿自己做的家乡小吃过去。
有一天，妻子看见母亲端碗饺子要出门，一脸的不高兴，拦住母亲说，您别去了，您还真以为对门是什么好货呀，别人包养的二奶。母亲诧异地问，什么包养的二奶？妻子撇着嘴说，他老公是本地的有钱佬儿，早就有家庭了。“啊？”母亲忙踅回身，一边关上防盗门，一边朝对门啐了一口，呸！从此，她再也没有进过对门，即使偶尔在电梯里相遇，也是一脸的冷若冰霜。
转眼，便是除夕。因为母亲来了，今年和往年不太一样，我们兄妹三个小家庭特意聚合成一个大家庭，十几口人围坐在饭桌前，热气腾腾，欢声笑语，一块儿陪母亲过年。
开始，母亲还挺高兴的，有说有笑，后来似乎有些心事，话越来越少，吃到中途，干脆把筷子放下，坐在那里发呆。我们都以为她是在这大团圆的除夕之夜想起了父亲，就像往年一样，一边吃一边抹眼泪。没想到，她看了看我妻子，犹犹豫豫地说，我们能不能挤一挤，让个座儿出来，我想请对门的母子一起过来团圆，他们家，他们家怪冷清的。
选自《小小说选刊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