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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爷一生仅仅做了三次生意。
第一次，三爷去草原贩马。
那年春，草原大旱，饿死了许多大牲畜。没办法，牧民只好减价卖掉家里的牛马，也是为它们寻一条活路。
三爷只用了不到100块大洋，就买来了50匹马。只是那些马长长的毛，根根肋骨突出。不是说吗，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嘛。
三爷把这些马赶到河北内蒙古交界处时，突然遇到了一伙土匪。
这伙土匪一见这些马瘦骨嶙峋，毫无兴趣，便盯上了肥胖的三爷。
三爷说：“好汉饶命，这马都归您！”
土匪说：“这马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就要你。”
三爷惊恐万状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还有80岁老母瘫痪在床等我养活呢。”
三爷说的是实话。
土匪说：“看你是个孝子，就饶你不死，可我们也不能白做一回吧？”三爷跪在地上说：“除了别让我死，你们让我干啥都行，要不，我领你们去我家，家里还有300大洋，全数奉献。”三爷这回说的就不是实话了。其实，他家里连10块大洋也拿不出来了。
土匪笑笑：“这你可骗不了我，我们不跟你去，你给家捎个信儿，往这儿送吧。”
三爷一筹莫展。
夜里，一阵枪响。三爷把脑袋钻进裤裆里，藏在客店的旮旯角落，等枪声停了，三爷才敢探出头来，就有一个挎盒子枪的穿灰衣服的人走进来。一同跟随的还有几个穿相同衣服的人，大家都管挎盒子枪的人叫徐连长。
三爷才知道：八路军夜里把这股土匪给包围了，除了土匪头子被打死外，其余的都作鸟兽散。
徐连长问三爷：“这些马都是你的？”
三爷连连点头：“是我的，是我的。”
徐连长说：“我们的骑兵连正缺少马匹，能不能把马卖给我们10匹？”
三爷答：“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这些马，我一文不收，全都给你们！”
徐连长说：“那不行，我们是穷人的队伍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这10匹马我们给你大洋。”
三爷就哭了：“徐连长，你就把这50匹马都留下吧，你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咋往回赶哪？”
最后，徐连长答应把50匹马全收下。徐连长说：“可是我们也很困难，先只能给你20匹马的大洋，等我们胜利了，再还给你。我给你打个欠条。”
这样，三爷拿着200块大洋和一张欠条，回到了家乡。
三爷逢人便说：“这趟生意最划算，跟八路军做生意，赔不了。”
第二次，三爷买地。
三爷去草原贩马回来，挣了100块大洋，连本带利200块。
时间不长，离三爷家5里地的西沟村姓庄的想把地卖了。据介绍人说，姓庄的地主准备全家都搬到大城市里去，家里有良田100多亩，只要200块大洋。
三爷觉得地越多越有主心骨，有钱闲着，不如买地踏实。这兵荒马乱的，钱可以被抢走，有地呢，它永远都抢不走。便写了地契，交了大洋，让姓庄的领着他围着那100亩好地转了一圈儿。
这地就归了三爷。这时候，冬天已经来临。
这年冬天，三爷成了方圆几十里的大地主。
三爷把地买下来还不到半年呢，也就是第二年的春天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就把三爷给搅得焦头烂额。
三爷被划了地主的成分。
三爷觉得很窝囊。
那地，他还没种过一天，还没剥削过任何一个人，还没收获过一粒粮食，他就成了土地改革的对象。
土地工作队队长问：“这地是你的不？”
三爷答：“是，有地契。”
队长又问：“是白纸黑字不？”
三爷答：“是白纸黑字。”
队长还问：“那字是你签的吧？”
三爷答：“一点错没有，啥时我都认！”
队长把桌子一拍：“事实清楚，板上钉钉，你不划地主，谁划地主？”
三爷的“地主帽子”一直戴到1979年秋才被摘掉，其间的酸甜苦辣只有三爷最清楚，摘了“地主帽子”的三爷，跟村里人讲：“这笔生意，唉，毁了我一生啊！”
有一年儿子为了给孙子盖新房娶媳妇，把旧房拆了，就拆出了一个塑料小包包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张发黄的欠条，上面写：“兹有程桂山卖马30匹，合300块大洋，等革命胜利后给付。八路军九师六团五连连长徐明文。一九四七年五月初四。”
三爷一见这欠条就老泪纵横。这些年他早把这欠条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三爷拿着这欠条找到县民政局，民政局局长很认真，派人去调查，找到了徐明文的家乡。这回彻底弄清楚了：那个徐明文在1949年渡江战役中牺牲在长江边了。他的妻子已经88岁了，还挺精神的。徐明文不在了，但他打的欠条政府认账。
可究竟怎么来算这笔账呢？民政局局长犯了难。
三爷说：“给我一口棺材钱就知足啦。”
那时，一口棺材大约要3000元。
民政局长说：“那也太亏您啦。”
县里给了三爷1万元。三爷买了一口上好的松木棺材，花去了4000元，剩下的6000元，三爷寄给了徐明文的老伴。
三爷说：“如果这也算做一次生意的话，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。”
选自《小说月刊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