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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革”时期，大讲突出政治，城乡的墙壁上，到处都写满革命标语。
当时，我只有18岁，初中毕业后，成了回乡知识青年。
当时文化人少，我成了村子里的知识分子，村子里有什么写写画画的事，都找我去做。我年轻体壮、精力旺盛，无所事事，乐此不疲地去办。
这样一来，我受到村革委会领导的器重和乡亲们的羡慕。
1969年秋天，村里为了增加革命的政治色彩和氛围，要在临街的墙壁上，写些醒目的大标语。这个任务，理所当然落在我的身上。
当天，我刷好白灰，隔日，开始书写。一直写了三天，才算完成任务，真是把我累得腰酸腿疼胳膊麻。
结果，我等来一个不幸的消息：不知为什么，我把“狠抓革命，猛促生产”这条标语中的“狠”字，错写成“狼”字，这样一来，变成“狼抓革命，猛促生产”。
在那个年代，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。
村革委会李主任觉得事情重大，立刻把我关起来，让民兵看押，再把情况汇报给公社革委会。
公社领导立刻派来治安员和村民兵郭连长，对我进行立案查处。
墙上白底红字，摆在那里，无可辩驳。
专案组要把我定性为反革命分子。
我知道问题的严重程度，一旦定性，不但我这辈子完了，就连家庭其他成员也要受到株连。
那几天，我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，甚至想到寻短见。
正在这时，老贫农吴奶奶找过来，当场承认：“那一天，小马回家去取红墨汁时，我带着五岁的小孙子从那里路过，小孙子顽皮，抓起刷子，在一个字上边杵了一下。因为我不识字，也不知其中的利害，就没多想，也没吭声，就走了。你们一立案，我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更不敢说了。现在，看着小马要被冤枉，我才不得已站出来，说明事情真相。”
专案组成员听了吴奶奶的话，觉得责任完全在吴奶奶的身上，没有我的事。
吴奶奶是地地道道的“红五类”，最后，只好不了了之。
事情的结局，让我又惊又喜，对吴奶奶更是感激涕零。对郭连长，我却始终心怀恨意。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一边劳动，一边复习功课。直到1977年，恢复高考制度，我考上大学。毕业后，在城里参加工作，结婚、安家、生子，生活安乐幸福。
每当我想起1969年写标语的那件事，就愤恨至极。
有一年春节，利用回家过年之机，我专程带着礼品，前去看望吴奶奶。
当我激动万分，对她致谢时，她说：“这个事情，不要谢我，要谢，你就谢人家郭连长吧。郭连长看你年轻有为，为了不让你的前途被毁，让我编了一个孙子杵字的谎话，把责任全部揽起来，最后挽救了你。原来我们说好了，这个事谁也不许向外说，如今，政策变了，我可以告诉你了。”
听了吴奶奶一番话，在惊讶之余，我怀着感激的心情，向郭连长家里走去……
选自《特别关注》
